人文美學特征

祠堂處于宗族民居建筑群體的中心位置，體量宏大超過任何單一民居建筑，這是中華民族“尊祖崇先”的傳統文化理念決定的。祠堂建筑的平面布局、建筑風格不同于民居建筑，這是因為祠堂建筑受到“禮”的規制和祭祖、議事、教化功能的局限，這一切使得建筑藝術的主要意義并不在于表現建筑的個性，而在于映射文化環境中的群體心態，這種群體的心態體現了宗族與祖先的無比神圣和崇高。但儒家意義上的“禮”也不是一味地威嚴和壓抑，比如祠堂方正的庭院、透光的天井、美輪美奐的裝飾、節日亮麗的掛燈、銅鑼銅鼓悠遠的韻律，又在莊嚴崇高中顯出動人的平和、寧靜與博大。莊嚴崇高是“禮”的體現，“禮辨異”，旨在區別尊卑秩序；平和寧靜是“樂”的化出，“樂統同”，強調祖先后裔、尊卑長幼的協調和長者的“寬仁厚澤”，博大與開闊符合中華民族的中心認同。“認輩不認官”、“官大不及輩大”等宗族秩序，體現了一種原始的均等觀念，是封建宗族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這就是祠堂不同于廟堂的根據。

東陽祠堂數百年來依然存在，其人文美學特征仍然被人們所接受，自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人文積淀，值得后人去探討研究。

雨果說：“人類沒有任何一種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藝術寫在石頭上。”建筑是人類文化的紀念碑，祠堂建筑是一個宗族的“史詩”，一個民族的“年鑒”。

東陽祠堂在美學上的顯著特征是形式美。建筑的形式美要經受空間的容納，時間的考驗，人類群體的認同。東陽祠堂除具備靜態的穩定、規整、對稱、平衡、有序的因素外，更具有韻律的動態，表現出靜中有動的態勢。馬頭墻是祠堂建筑的高顯部位，其反拋物線的翹角直指藍天，線條飄逸，動態感強，顯示生命律動的神韻，其層疊的跳躍感是東陽工匠的匠心獨運的創造。

臺門、照壁、門樓是祠堂的門面建筑。如果把飛檐翹角的大臺門比喻成一只大鵬鳥，則其兩翼的撇山墻猶如大鵬鳥的雙翅，其“扶搖直上羊角”的動態美使人油然而生。設在祠堂大門前的照壁，起著空間的裝飾、照應和烘托作用。《營造法則》這樣詮釋門樓：“凡門頭上施數重砌筑之枋，或加牌科等裝飾，上覆屋面者，稱門樓或墻門……門樓及墻門之分別，在兩旁墻門銜接不同，其屋頂高出墻垣，聳然兀立者稱門樓。”就門樓所依附的個體建筑廳堂來說，它是一個明確的入口，是一種富于裝飾效果的過渡。東陽祠堂的門樓飾以華麗的梁枋磚雕，其形式美讓人未走進祠堂就引起美的遐想和陶醉。

大廳和祠堂一排排林立的柱子，使人聯想起深綠的林區和奇崛的石林。清代中期的經濟發展催動了東陽木雕工藝的成熟和發展，裝飾從樸素走向華麗，從不事雕飾到無木不雕，無木不精，體現了形式為主的綜合的人文之美，它以建筑和工藝的結合作為主旋律，以書法、繪畫、雕刻、工藝美術等門類藝術作為和聲協奏的既宏偉繁突又精細典雅的交響樂。

祠堂墻面以黑白為基色，粉墻黛瓦黑線，明快協調，與祠堂規制功能合拍，與自然環境融洽，使祠堂建筑與大環境的對話與形式美的顯現能力而上升為環境藝術。

結構美是形式美的基礎，裝飾美是結構美的發展，祠堂的陳設美則是祠堂功能的使然，起到烘托渲染節日氣氛，顯示宗族人文與文化底蘊。

堂匾是宗族榮顯的象征。“兵部尚書”、“工部尚書”等直匾掛在穿堂的月梁上，堂匾掛在前廳正間枋頂，邊間和次間枋頂則掛“翰林”、“進士”等官匾，后寢掛節婦、孝子匾。歷代官爵顯赫的望族，宗祠廳堂匾額琳瑯滿目，人文積淀深厚。另外如立柱的板對聯語，多為宗族名人顯貴撰寫，顯示宗族文化根基，是陳設美、文化美的張揚。

東陽祠堂的燈具陳列歷史已久，其盛于唐代，早期多為單層紙燈；宋代發展到透亮度極好的紗質燈衣，俗稱紗燈；明清燈衣發展到篾絲簧、料絲、彩料珠編織，后來又發展到編織字畫的篾絲簧、絹及繪畫的玻璃片組裝，還有用若干盞大小不一形狀不同的燈串組成的“母子燈”。盧宅肅雍堂的大堂燈六角多層，高4.05米，直徑2.1米，用3盞大母燈、24盞子燈、6串彩繡絡穗，40多萬顆彩珠編串而成，重達127.5公斤，譽稱“中華第一大堂燈”。其它各間掛各類紗燈、料燈、明角燈、羊皮燈等，層次不同，形狀各異，烘托了節日的歡快氣氛，展示了高雅的書畫藝術，是東陽祠堂陳設美的成功之作。

東陽祠堂的平面布局合理，結構宏大，裝飾華美，陳列精致，具有博大包容的儒家禮樂觀念，深厚的歷史人文積淀，獨特的建筑風格特點，顯示“教育之鄉”、“建筑之鄉”、“工藝美術之鄉”的悠久歷史和人才實力，展示東陽工匠的聰明才智和發明創造。東陽祠堂的存在和經久不衰，證明了她特有的建筑藝術魅力，為中國建筑史添上華彩一章，是東陽人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