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只做兩個事業”

——記浙江廣宏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何飛龍

    在“建筑之鄉”——東陽有這樣一位企業家，他用八年時間轉行，用六年時間打磨，再用十年時間奇跡般地將一個年產值僅為幾千萬元的小企業，提升為年產值逾20億元的國家一級總承包資質建筑企業。十年間，他先后獲得全國優秀施工企業家、中國經營大師、浙江省優秀建筑業企業經理、金華市勞動模范等等榮譽。他就是浙江廣宏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何飛龍，下面就讓我們來探尋一下這位企業家的精彩創業史。

    1985年——

    何飛龍杭州大學外語系本科畢業，大學時代學識與能力的沉淀積累，為這位第一代大學畢業企業家預設了最有歷史價值的人生之路。“學而優則商”后來成為第一代企業家之間的分化標準，企業家與老板就此涇渭分明。

    1993年——

    原本每天騎著自行車去東陽中學教書育人的何飛龍，很快舍棄了當時人人羨慕的教師職業，到廣廈集團任集團總裁助理，成功實現人生轉型，他的理由很簡單，他希望有另一種途徑來實現人生理想。

    1999年——

    何飛龍迎來了他人生的重要轉折時刻，他被廣廈集團任命為廣廈城關建筑公司總經理。經過6年在廣廈高層的熏陶和磨煉，當時的何飛龍已經成長為一名獨具慧眼，能獨擋一面的企業經營管理者。初任城關公司經理，面對小規模、低產值、低聲譽的二級企業，他不畏挑戰，針對形勢提出了在幾年內將企業做大做強的經營戰略目標。創業初期，他一方面改革落后管理體制，培養高素質管理隊伍；另一方面確立質量興業的戰略，靠質量求生存、求信譽、求效益；再是依托廣廈品牌優勢，向高大難工程施工發展。通過采取一系列“強硬”管理手段，公司生產經營首戰告捷，當年完成建安產值數千萬元，比他剛接手時翻了一番。

    2000年——

    吳寧建筑公司并入城關公司，同年更名為廣廈二建，企業規模化經營模式已初見成效，更向品牌化經營目標進一步邁進。有了廣廈集團的支持，公司的發展就像上了助推器，何飛龍發展壯大企業的信心更足了，勁頭更大了。他明確了加快發展、加強管理的工作思路，提出了“三個拓寬”發展目標，即基地拓寬、專業拓寬、產業拓寬。

    2002年——

    廣廈資產重組，特級資質就位，白云建筑公司也歸并到廣廈二建。有了前4年探索積累的的經濟實力、經驗教訓和團隊智力，此后幾年，公司加快發展步伐，開始了跳躍式發展，實現了質的飛躍。2003年，廣廈二建成功收購東陽長虹路橋建筑公司，并將其更名為廣宏公司。

    2004年——

    廣宏公司成功收購東陽遠大建筑公司，同年企業資質順利晉升為國家總承包一級，企業品牌建設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廣宏瞄準高端建筑市場，打造億元基地，已逐步形成了河南、陜西、上海、安徽、江西、江蘇、廣西以及浙江省內的杭州、嘉興、寧波、金華等建筑市場網絡和基地，均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基地興企，企業步入良性循環；強化管理，企業效益穩步增長。

    2007年——

    廣宏公司新承接業務超20億元，上繳東陽市地方稅收800多萬元。到2007年連續三年成為東陽市納稅百強企業。

    務實性管理加上政治的敏感性，使何飛龍通過時勢考驗，形成了個人管理風格，他的“無水養魚之道”和“危機感創業”在業內廣為流傳。在他的帶領下，廣宏公司迅速成長，連年被評為東陽市“十強”建筑企業和納稅百強企業。廣宏公司現有員工13000余人，其中各類專業技術人員1000余名，擁有各類大中型建筑施工設備600余臺，設備先進，施工技術力量雄厚，能夠承建各類“高、大、難、尖”的建筑項目，年施工能力超過300萬平方米。先后創出“錢江杯”、“白玉蘭杯”、“長安杯”、“杜鵑花杯”等一批省級優質工程，以及省級文明標化工程100余項。還先后榮獲“中國建設行業誠信企業”、“省先進建筑業企業”、“省建筑業誠信企業”、“省經營管理示范單位”、“省重合同守信用單位”、“省用戶滿意企業”、“省進贛優秀施工企業”、省“AAA級資信企業”、“金華市龍頭企業”、“金華市先進建筑企業”、“金華市文明單位”、“市先進黨組織”等等諸多榮譽稱號。

    縱觀何飛龍的奮斗史，我們看到了一位企業家的創富精神，他認為年輕的時候就應該多拼搏、多賺錢，“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合法，都要做”。在商場上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在社會上要做到責任最大化，因此在他的身上還有另一種精神為人稱道，那就是慈善精神。何飛龍從創業起一直熱衷于公益和慈善事業，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不但要會賺錢，更要會花錢”。企業家是社會財富的“守門人”，該花的錢不花是缺位，不該花的錢亂花是越位，把錢花在刀刃上那才叫責任。

    何飛龍是日理萬機的老總，他沒時間陪家人過節，然而卻總能擠出時間扶貧幫困，聽說一個村民生病，他將3萬多元醫療費送到病榻前；農村修路造橋建紀念館，他5萬10萬地捐款；山區困難，他每年春節都親自將七八千元送到東陽八達鄉老年協會；一戶農家父母殘疾、房子被燒，他不但捐錢蓋房治病，還包攬了他們女兒讀大學的全部費用，并鼓勵她好好學習，將來報效祖國；2007年又與東陽市人大副主任、廣廈控股集團公司主席樓忠福一起共同出資50萬元，在東陽八達設立了“福龍教育基金會”，定向資助東陽江鎮八達工作片的在小學、初中就讀入學有困難的低保、殘疾家庭子女，孤兒，烈士和單親子女的學習費用，截止07年底，福龍教育基金用于獎勵優秀學生和資助貧困學生的資金總計8萬元；東陽市成立光彩事業促進會，他贊助了5萬元；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第一時間組織企業員工捐款捐物，并帶頭捐款10萬元；他對拖欠民工工資的行為極為憤慨，他常飽含深情地在公司會議上說：“民工兄弟離鄉背井，流汗吃苦，就靠這些收入養家糊口，給孩子交學費。我們企業再困難，也要千方百計按時足額給農民工發工資。”前幾年有一個項目部農民工要求提前結算工資，企業在已投入647萬元，而甲方僅支付55萬工程款的困難條件下，仍然照顧民工利益，先期支付了37萬元工資款，解了農民工的燃眉之急。平時企業員工如有困難，他總是熱情資助或讓工會組織去幫助。

    和平年代，人們已不僅僅把“英雄”授銜予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的那些人，在以發展為第一要務的大環境下，有人說“掙了錢的企業家是英雄，把掙了的錢用做慈善事業的企業家更是英雄”，暫且不論這種說法的權威性，但企業家擔負起社會責任的重大意義也由此可見一斑。何飛龍曾說，“我這一生只做兩個事業，掙錢是第一個事業，慈善是另一個事業”。何飛龍正是透視了“掙錢”與“花錢”兩者的潛在規則，如今才能把“企業家”與“慈善家”兩個角色運用自如。（吳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