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樓震旦

師父十五歲就跟師爺去新昌城里學泥水。師爺高大粗實，腰系湯布圍裙，足穿草鞋，腰帶上插一跟尺把長的竹鞭煙筒，“磚頭”、“石灰”一天吼到晚仍舊聲若洪鐘。

師父小時候個子不高，手臂細得像茅草，拳頭捏起像紅棗。師爺是個相信“棍棒底下出高徒”的人，因此師爺的煙筒頭就成了師父頭上長“高塊”的道具，師父稀疏的頭發間經常要生出幾個新的疙瘩。

一挨三年，師父漸漸出落成一株小松樹。師父的手藝漸漸地在新昌城里叫響了，師爺也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了。

師父一生中的傳奇也就出在這一年。

新昌縣城東門有一幢古宅，“長毛”造反那一年，侍王李世賢從江西打到新昌，古宅的主人早就聞風而逃，古宅成了侍王的指揮部。長毛們曾經在古宅院子里斬殺過數十名清朝官吏和地痞惡霸，從此古宅陰氣森森，每到傍晚就有冤鬼在嘶唳，所以一直無人敢居住。民國之后，一外地客商租了古宅做貨棧，決定請一幫泥水匠先理理漏補補洞，這活給師爺攬了過來。

師爺接了活后因有事回東陽老家了，由我師父獨當一面干了起來。師父長大后很有點羅曼蒂克，愛看戲，看后就想入非非。師父后來老了還常常開導我，泥水匠干活時骯臟兮兮，下班后就要整整齊齊。當時泥水幫的伙房租在城東的一座廳堂邊廂里，農忙時節常有演紹興戲（后來叫“越劇”）的“草臺班”到廳里來排戲。每天下班之后，師父總是仔仔細細地用香皂洗凈面孔，抹上發油、雪花膏一類的化妝品（當時該稱為“奢侈品”），然后換上一身干干凈凈的士林布長衫，自己鏡子上照照覺得挺帥的，就自我感覺挺好地站到臺下看排練。師父這人還有點天生的音樂細胞，一聽二聽就會唱上幾句小生戲，還能幫助后臺敲幾下小鑼小鈸的。他跟戲子混得很熟，后來竟跟班里的頭肩花旦眉來眼去了，互稱一聲“梁兄”、“賢妹”的。

從此，師父天天盼發財。發了財自己開個戲班子，將頭肩花旦聘過來。

磚刀口，口對口；鋤頭口，供千口。泥水匠想發財，在那時節就像做夢戴鳳冠。不比現代，花點本錢賄賂上一個掌握基建大權的官，承包上一個工程，一年就發大財，成大款。那時節是個體經濟的時代，你賄賂誰去？

師父畢竟年輕又浪漫，想象力豐富，大量庫存的里比多、卡路里無處去發泄，于是一邊在古宅屋頂翻漏，一邊心旌搖蕩，想起和花旦眉來眼去的情愛，不覺渾身顫悠起來，一腳踩破了屋面的簿板，那只腳就垂了下去，剛好踩在一跟小梁上，只聽咣啷啷一陣響，聲音清脆悅耳。在院子里坐著打瞌睡的小工驚醒了，朝屋頂喊道：“出事了嗎？”師父聽到這聲響時也楞了一下，但一個意念緊緊地掠住了他——蒼天保佑，我要發財了！聽到小工一叫，他馬上鎮定下來，應一聲“沒事！”于是他從屋頂下來跟小工說：“昨晚我賭錢放在兜子里的小銅板掉到樓板上了，今天你就早些回去吃飯，下午我看戲去，你不用來上班了，但還是記你一個工，我爸回來時千萬別提起。”小工聽后高興地走了。

師父輕手輕腳地登上樓梯。陽光從瓦縫中漏了下來，樓梯過道成了一條長長的隧道。我的師父像那個將扣開阿里巴巴石門的阿拉伯人，懷著一顆神秘而忐忑的心……

一地白洋！

揀一個看看——雙龍，一元抵值十元！

吹一口氣聽聽——嗡嗡地響個不停！

師父嘭一聲跪下去，向財神一連叩了九個響頭。抬頭一看，小梁上還系著一只沉沉的麻袋……原來由于日子久遠，麻袋已酥了，腳一踩上散了一地，兩袋銀洋正好裝了兩米籮。

“一元抵十元的雙龍銀洋呵！”幾十年后師父跟我說起這件事時，瞳孔里依然閃爍著一束特別的光亮。

得了橫財不外露，師父悄悄地將龍洋兌成金票存入銀行里。師爺因家里有事一下回不來新昌，就將泥水幫全部交給我師父。

師父請草臺班的戲主到新昌最大的酒樓喝幾盞。酒過數巡，雙方的臉都紅了，師父朝戲主一拱手說：“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哥們的事，說吧！”

“貴班的花旦已跟我結為兄妹，我想贖她出來幫我料理家事。”

戲主雙眼骨碌一轉，見小泥水匠比過去神氣多了，膽敢當面提起這檔子事，就鼻子一哼說：“做戲的骨頭輕，能做家事嗎？一天的胭脂花粉就得開支幾十元，你養得起嗎？”

“我也開個戲班子，演到杭州上海去。”

戲主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哈哈狂笑不止：“小子可知天多高？地多厚？戲班不比泥水幫，幾把鋤頭泥桶就頂事。你知道我這戲班子光幾只戲箱值多少價？你父子做十輩子泥水匠也置辦不起！”

要知道我的師父已不是當初的小泥水匠了，他財大氣粗了，說話響亮了。他伸出小三指，八仙桌上一篤說：“我三個月內招一個戲班給你看，辦不成，我撞死在這張桌子上！你拿什么跟我賭一注？”

戲主斜睨我師父一眼，不屑一顧地邊撥弄牙簽邊說：“白送你一個花旦，做狗新昌城里爬一圈。”

師父見戲主上了圈套，狡黠地一笑：“君子一笑，駟馬難追，現在你要翻悔還來得及！”

戲主冷笑三聲，從牙縫里吐出幾個冰冷的字：“三個月內辦不成戲班，我可要敲你的腳骨縫住你的嘴！”

一個人的命運就這樣開始了轉機。

招生廣告四處張貼。鼓板、樂師、教師都高薪請來第一流的，戲子一個個全是齊刷刷的佼小娘，行頭道具全部請人到上海購置。特請新昌縣縣長題了個戲班名字——大榮春紹興文戲大班會。

掛牌這一天，特聘省參議院、紹興行政公署、新昌縣縣長、警察局長，工商會長送來大紅綢大花籃。

草臺班戲主沒有失信，他親自送來了頭肩花旦。師父手拉著干妹妹的手，在掌聲中走進會場。當然過去的氣話說過就算，師父通情達理地送給戲主一千元白洋作贖金。

半年后，“大榮春”出臺了，據說聲譽很好。我師父天天頭戴禮帽，身穿白襯綢衫，手捏戲折，坐著兩人抬的竹兜上村寫戲。可以想象，二十來歲左右的年輕戲主。四周簇擁著數十個似花如玉的嬌美梨園子弟，她們都以取寵班主而自豪，當年我的師父該是多么的風流倜儻，多么多么的公子情調啊……

師父作了一個超前設想——將紹興戲班搬到上海灘，見見世面去！

當時，十里洋場的上海對于來自浙東農村的粗陋而未加以改造的草臺班還是不能接受，經常演幾場歇幾場，師父只有將積蓄貼進去。他和花旦早已同居在一起，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女兒。一天師爺來了封信，嚴詞拒絕戲子做他的兒媳婦，說兒子如娶下九流作妻，村里要將他勾出宗譜作懲處；并說父母已經在老家為他物色了一位姑娘，要他趕緊回家完婚云云。不久，上海灘忽發“八·一三”事變，日本鬼子打進吳淞口，十九路軍奮勇抗日，戲班自行解散，師父的積蓄已在幾年中花光，只好回東陽老家。花旦不愿去東陽，只得痛苦地和師父告別，女兒由師父帶回東陽撫養。到家后，師父在父母包辦下完了婚，后來生下一男一女。

我是師父的關門弟子，一九六三年跟他到新登三溪口學藝，離開那段軼事已三十多年了。師父人還是長得帥，但已微駝了背，夏天經常赤膊露背干活，背部被陽光曬得冒黑油。當他回憶起那段傳奇的日子時，總慨嘆地說：人的一生都是由命運決定的，發財時天已注定了破財的日期。不過也虧得破財，假如我和別人一樣吝嗇，將錢買成田產房屋，一百個我也在土改時槍斃了……

一天晚上，當我問起那位花旦后來可有音訊時，他失神地望著天空好一會后說，解放后她當了南京市某越劇團的副團長，曾來信找過女兒，女兒也曾多次去南京母女相會……

“你不去看看嗎？”我好奇地問。

“何必呢？死的就讓它死去吧，還魂的鬼是可怕的……”師父說著說著就睡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