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花 容   

    在《藝術人生》里看蔣雯麗夫妻侃侃而談的時候，那部叫《孔雀》的電影已經流行過去了。   

    《孔雀》是一部屬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人的電影，那些街角巷尾的土路，那些藍色灰色的中山裝，那些高墻上特別砌入的玻璃岔兒，都是那么熟悉，當你離開熒幕之后，那種叫做共鳴的東西就在你心底嚶嚶嗡嗡的響起來。   

    河南是個很奇妙的省份，以黃河為界，一半南方一半北方，冬天里一半供暖一半不供暖。而故事就發生在這樣一個大省份的小城鎮里。

    看《孔雀》的時候，很容易就回憶起自己的年少時光。簡易樓里擠擠挨挨的鄰居，冬天里凍屁股的一大溜蹲坑式的旱廁，每天必帶的早自習的蠟燭，每周一次帶給班里生火的劈柴。還有校園里沿墻匍匐的防空洞、沙坑，單杠上一群倒掛的小孩子。

    那時候夏天的雨總是來得大而突兀，我們也總是給學校給老師給自己家拖煤餅，遇到這樣的雨天也會飛快地往那些方方的煤餅上蒙塑料布。學校似乎總是很窮，每學期都會有幾天要勤工儉學，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去附近的糖廠刷瓶子。一大池溫溫的仿佛從來不換的水，一堆堆洗也洗不干凈的啤酒瓶。

    《孔雀》里那一戶三口之家，熟悉的仿佛就是你的鄰居。一個敏感細膩一心向往飛翔的姐姐，一個沉默的像影子一樣的弟弟，一個胖胖的經常在針灸的哥哥。待業、招工、頂替、蛤蟆鏡、港衫、小舞廳、旱冰場、有大池的澡堂、哐啷作響的28加重自行車，還有那些只屬于七十年代的名詞和想法。

    七十年代，是個含胸低頭把青春萌動用白布裹平的年代；七十年代，是個試圖把思想都格式化的年代；七十年代，是個人性蠢蠢萌動又被壓抑的年代。于是，在那樣的年代，如姐姐般細膩敏感的女子注定是不招人喜歡的，是要被悄悄鄙視成“破鞋”的；而青春的萌動就注定要被一聲“流氓”扼殺。

    生于七十年代，也許是件尷尬事。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電影里開始流行起畫外音或者旁白。這些刻意平緩著的聲音好象一塊指示牌，告訴你此路不通或者此處禁左。《孔雀》的畫外音是方言版的，整個《孔雀》都是方言版的，仿佛在顛覆你心里關于夢想的古老程式——不是只有講普通話的那群人才有夢想，夢想無處不在，不同的只是很多夢想隨歲月流逝了。或許，那個傘兵的北京話，就代表了那個年代人心中的一個夢，那時候，北京仿佛是全國人民都向往的地方，這種向往讓姐姐對那個軍官產生了一種朦朧的崇拜，這種崇拜不是愛情勝似愛情，因為它連接著一個飛翔的夢想，一種對心靈自由的向往。

    午后的簡易樓里，姐姐的風琴聲終于抵不過那“滋滋”冒氣的水壺聲，就好象那一場沒有愛情的婚姻最終要分離。讓人絕望的或許正是你看到了某種希望卻永遠得不到它，生命的疼痛滋長于自我挖掘的傷口，破碎帶來快樂，可以不再絕望。于是，姐姐的干爸選擇了摸電門。

    影片的最后，在動物園的孔雀籠跟前，已經各自成家的姐弟們都來看孔雀。無論如何逗弄，那只孔雀就是不開屏，于是他們說，冬天的孔雀是不開屏的，這里的孔雀從來不開屏。

    可是，就是這只孔雀，在沒有觀眾的冬天里，居然獨自開屏了。這樣的開放如此突兀如此孤單又如此美麗，仿佛那遙不可及的理想在暗夜里倏忽而至又悄然而去，完全沒有征兆。